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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勇:加強并保障“公眾參與”應是本次野保法修定的重中之重
2020/2/22 21:26:00 本站

什么原因導致了非典肺炎和新冠肺炎兩場瘟疫流行?


現行《野生動物保護法》在保護野生動物、保護公共健康方面沒有實現其應有的目的。正在流行肆虐的新冠肺炎和2003年的非典肺炎讓人們把目光聚集到了蝙蝠和果子貍等野生動物身上,雖然科學的定論還沒有研究出來,但是這些野生動物本身攜帶大量病毒,且一旦通過某種途徑傳播給人類,就會給人類的生命帶來致命威脅,這一點已經毋庸置疑。因此野生動物保護問題,特別是人類食用野生動物的話題又再一次引起了全社會的關注。1989年我國就已經制定并實施《野生動物保護法》,2016年又對該法做了一次最新修改,關于野生動物保護的其他法律性文件也制定了不少,但是事實是這些眾多的法律法規沒有起到應該起到的作用,無論是十七年之前的非典肺炎暴發還是今年的新冠肺炎肆虐,現實都無情地證明了這一點。


無論什么原因導致了這兩場大災難,毋庸置疑的是我們的法律本身出了問題。法律設計和法律實施都有問題,修法勢在必行!


《野生動物保護法》的法律設計和法律實施出了什么問題?“公眾參與”條款弱化致使實踐中“公眾參與”虛化,這是問題所在。


“公眾參與”條款弱化致使實踐中“公眾參與”虛化,是現行《野生動物保護法》沒有達到立法目的的根本原因,是法律設計和法律實施的最大問題。野生動物保護是環境保護的重要內容,應該遵循環境保護的基本原則,其中信息公開和“公眾參與”是環境保護的前提和基礎,特別是“公眾參與”應該貫穿于法律設計的方方面面,也是保障法律得以準確實施的根本。我國野生動物保護法律三十年的成敗得失已經一再證明了這兩項原則的基石作用、根本作用。沒有得以充分保障實施的“公眾參與”,就沒有能夠有效實施的法律,試舉幾點以為證明。


禁食野生動物是現在大家熱議的重點,其實現行《野生動物保護法》也有禁食野生動物的規定,只是禁食范圍僅限于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很多人指責法律禁食范圍過窄,這當然是一個問題,因為蝙蝠、果子貍等這些攜帶很多威脅公共衛生安全的病毒宿主都沒有在禁食范圍之內。可是另一方面,我們現有的禁食規定得到執行了嗎?食用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的事例不是也普遍存在嗎!中華穿山甲被列入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之后,數量反而越來越少,幾乎到了滅絕的邊緣。類似情況不是個例,而是普遍情況。這種范圍很窄的禁食規定沒有得到有效執行,現實中以“人工繁育”、科學研究為名堂而皇之地就“合法”突破了法律的禁食規定。名為動物人工繁育,甚至名為科學研究,實為野生動物黑色利益鏈的組成部分。再比如法律禁止廣告商和交易平臺為非法捕獵野生動物的工具提供廣告和交易服務,可是看看我們的電商平臺,這些法律明令禁止的捕獵動物工具公開叫賣,環保志愿者無論怎么舉報、怎么公證,都解決不了問題。這些已經在法律中明令禁止的行為都能在現實中大行其道,我們只能思考法律設計和法律實施存在的最根本問題是什么。如果找不到根本原因,法律規定的禁食范圍再大、法律宗旨寫的再科學,都無法解決野生動物保護面臨的困境。


“公眾參與”在法律中的規定過于弱化,以至于在實踐中沒有辦法執行,結果就是法律中很多規定在沒有得到執行時無人能夠監督制約義務人,過度弱化的“公眾參與”條款在實踐中被虛化了。野生動物非法狩獵、名為繁育實為交易、網絡平臺公開售賣禁止的捕獵工具、以食用為目的野生動物非法交易市場遍布各地等等違法亂象,一直被眾多環保志愿者不停舉報,有的志愿者甚至因此而被打傷,但是他們的權利卻得不到有效保護,野生動物黑色利益鏈經常對他們進行人身攻擊。其實,這些環保志愿者也是“吹哨人”,他們也和李文亮醫生一樣應該被保護,而不是被打壓,更不能被人別有用心地動用國家機器隨意鎮壓。舉報違法行為的人應該受到法律的明確保護,我們現行的野生動物保護法沒有起到這個作用!


實踐經驗再次證明,只有依法確保“公眾參與”野生動物保護,同時確保公眾舉報人的人身安全,我們才能把法律規定落到實處,也才能真正保護好野生動物,才能避免SARS、SARI之類的病毒傳播肆虐。那些不相信公眾(人民群眾)、不愿意依靠公眾(人民群眾)的人,醒醒吧!只依靠官、不依靠民,從來都不可能真正解決問題!牢記黨的群眾路線吧,“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如果真的是一切為了群眾,就會并且也只能一切依靠群眾。


實踐中“公眾參與”虛化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對法律實施的監督乏力,加強輿論監督和公眾監督才是解決正道。


修法的重點應該是加強對法律實施的監督,解決監督不力的重點是加強輿論監督和公眾監督,切實保障媒體記者和環保志愿者的人身安全和監督權利。


修法應該有針對性,針對法律的缺陷,補強弱項。現行《野生動物保護法》中監督不足或者監督缺位是其突出弱項,無論修法后如何修改立法宗旨、保護范圍、擴大禁食范圍,此次修法都應該立足于確保法律實施的效果,確保生效的法律條款能夠在現實中得到施行。


改變輿論監督泛化進而虛化的現狀,需要特別保障媒體記者依法采訪權和媒體依法自由報道權,為此,建議規定如果接到媒體記者對采訪權和報道權的投訴,應該提高處理投訴機關的級別至省級機關,每接到一起記者或者媒體的投訴,接到投訴的省級機關都應立即將投訴情況報送同級人大和全國人大備案,同時在本機關和同級人大門戶網站上公布投訴詳情和處置進展情況。提高處理級別是為了排除地方干擾,這是我們的國情,回避不了;報同級人大和全國人大是為了讓立法機關掌握各地對媒體報道干預的全面情況,利于完善立法,同時也是為了督促處理投訴機關快速依法處理投訴。


對違法行為的任何公民舉報都應該在規定時間內作出書面回復,緊急情況下應該先行動再給書面回復,并告知詳細的處理結果,以接受社會公眾的監督。違法行為發生地和接受舉報的機關本地人民政府對舉報人的人身安全負有保障義務。


修法應該重申環保社會組織提起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和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的權利,這一點在野生動物保護領域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鑒于我國野生動物保護面臨的嚴峻形勢,在修法時應該再次重申環保社會組織的公益訴訟權利。野生動物保護是環境保護的重要內容,根據《環境保護法》的規定,環保社會組織可以提起環境公益訴訟,理所當然環保社會組織可以提起野生動物保護的環境公益訴訟。


這里需要強調的是環境行政公益訴訟。一直有一種錯誤認識,當然現實中這種錯誤認識更多是來自于知錯犯錯,或者是將錯就錯,認為我們國家現行法律沒有賦予環保社會組織提起環境行政公益訴訟的權利。根據《行政訴訟法》第十二條第2款的規定,和《環境保護法》第五十八條的規定,社會組織的環境行政公益訴訟訴權是有法律依據的,實踐中也不斷有社會組織提起環境行政公益訴訟的案例出現,只是數量較少;另外,也沒有任何法律否定社會組織的這項訴權。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重申環保社會組織的環境行政公益訴訟訴權在野生動物保護領域具有特別突出的現實意義。現行《野生動物保護法》之所以貫徹不力,野生動物攜帶的病毒之所以一再引起損失慘重的公共衛生事件,危機公共健康安全,行政機關有法不依甚至直接違法、卻長期沒有監管予以糾正,這是造成法律不能完全實施甚至失效的主要原因。巨大的災難、一再危機人類生存的瘟疫這些血的教訓應該記取,并且應該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糾正,明確賦予社會組織有針對行政機關的違法行為和不作為提起環境行政公益訴訟的權利。實踐證明,黨政機關內部的監督雖然不可或缺,但并不能完全解決監督問題,我們不得不承認官官相護的現象仍然普遍存在。要徹底解決監督問題就要緊緊依靠“公眾參與”,這也是我們憲法規定的公民對國家機關享有監督權利的具體體現和必然歸宿。


社會組織提起環境公益訴訟的優勢不可替代。現在法律也賦予了檢察機關提起環境公益訴訟的權力,設區的市級人民政府也在黨中央和國務院規范文件的支持下從事環境公益訴訟工作,但是實踐證明,檢察機關和政府機關在從事這項工作時有太多的顧慮和擔心,也有太多的制約因素,在目前我國體制現狀下,檢察機關和政府機關不可能敢于真正“碰硬”,難免“捏軟柿子”現象。社會組織就沒有這種顧慮,雖然社會組織開展公益訴訟工作也遇到了很多阻力,遭遇很多有意無意的誤解、打壓、排擠,但是相比于檢察機關和政府機關,社會組織的顧慮特別是不在案件發生地注冊的社會組織,其顧慮和擔心還是少很多,公益訴訟實踐也證明了這一點。這幾年真正敢于碰硬、敢于做大案件的只有環保社會組織,走在環境公益訴訟探索前列的就是環保社會組織,社會組織環境公益訴訟對推動我國環保事業做出了不可否認的巨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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